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
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
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
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
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
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
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
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
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
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
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
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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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
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
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
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
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
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
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
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
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
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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