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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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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