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
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
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
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
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
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
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
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
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
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
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
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
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
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
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
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
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
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
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
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
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
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
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
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
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
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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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
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
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
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
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
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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