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
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
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
我有甚么错误和暖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
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
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
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
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
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
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
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
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
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
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
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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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
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
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
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
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
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
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
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
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
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
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
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
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
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
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
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
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
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
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
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
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
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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