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
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
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
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
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
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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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
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
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
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
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
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
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
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
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
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
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
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
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
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
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
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
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
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
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
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
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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