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
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
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
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
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人在德
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
即这两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
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两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危机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态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党
中，又被视为制造分裂的人物。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
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
周恩来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
握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裴然，他的能干和政治
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
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
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
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
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时正
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
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
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
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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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定，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国民党党内军阀的战争连续不断。
南京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九月有张发奎反南京
的战争；十月有蒋冯的战争；十二月又有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一九三〇年春，
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这一幕一幕的战争，相因的又产生了工商业的不振，人民
负担的加重，工农的痛苦加深，饥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酉良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当时，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十九个，一九三
〇年五月间，工农红军增至十三个军，实力约为六万二千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一九三
〇年七月间，蒋与冯阎之战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所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
攻下长沙城，占领了五天。这些事使李立三更为乐观，认为革命成功，为期不远了。
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由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集中各地红军，
再度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
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
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
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
李立三这个计划为共产国际的两个德籍代表所反对。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
共产国际，应本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
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至此，立三路
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无异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
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
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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