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
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
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
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份记录也显示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态度，瞿秋白讨论到李立三这个主张时，并未表
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
后果。瞿秋白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赞成，也可以说是劝阻。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不
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封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
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
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
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
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
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
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
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制，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
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
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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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
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
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蠢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
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
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
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
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
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
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
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
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
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
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们算。我在瞿秋白
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向外
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
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奥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
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
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
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
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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