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
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
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
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
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
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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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
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
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
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
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
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
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
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
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
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
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
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
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
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
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
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
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为政治家，执掌国政，
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
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
命后，又函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
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
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
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
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有派，反对主义运动
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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