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
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
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
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
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里，真是无
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
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
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
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
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
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
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
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
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
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频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
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
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
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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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
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
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
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
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
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
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
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
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
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
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
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
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
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
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
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象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
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
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
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
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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