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
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燕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
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
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
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
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
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
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
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
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
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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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
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
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
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
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
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
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
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
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
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
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
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
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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