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
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
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
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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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
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
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
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
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
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
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
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
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
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
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
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
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
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
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
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
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
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
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
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
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
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
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
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
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
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
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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