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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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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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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