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拟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
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
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
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
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
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来说，地主富农是打
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
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
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
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
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
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
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
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
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
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已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销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量等不正规的
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
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
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
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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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
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
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
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
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
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
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权等组织而成。常
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平章、郑
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权、陈昌浩等。我任军委会主席，蔡申熙任参谋长，
陈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由徐向前任军长，曾钟圣任军政治委员。原任红四军军长的
邝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初名第十三师，不久改为第七十三师）。原任军政治委员的余
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主任。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委员人选几乎与军委会的委员是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决策机关。
我任中央分局的书记，直接指导鄂豫皖省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主要机构工作，，不另设置执
行机构。中央分局的任务原是很广泛的，须在长江以北发展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正规红军和
游击部队，但事实上它的工作始终没有走出鄂豫皖区的范围，因而显得相当空洞。
我们的组织虽然庞大起来，但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的人手也十分缺乏，
每个负责干部都兼任几个职务，工作过于繁忙，党员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我们的决议到达
县一级的组织，便往往停顿下来，各乡村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甚至看不懂上级的决议。知识
分子极感缺乏，命令的下达往往需要上级的委员步行到各乡村去，乡下级负责人详加讲解。
这样，工作效率很低，决议的执行也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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