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
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
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
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我们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是有赖于中共组织力的坚强和红
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基于这一认识，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方针上，发
生了严重分歧。这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说。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因为时间和材料所限，我只叙述了红四方面军西征的概要，至于
许多同志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搜集、整理和描述，还有待于史家的努力。至于我个人
当时这一点基本看法，我想参与这次行动的和后来参与江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
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并能证明这是合乎事实的。
① 仓子埠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濒武湖，接黄陂县界，东有大路，北通黄安县，亦称仓埠
镇。
② 漫川关在陕西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接湖北郧西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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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第二章 入川之初
疲劳的我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这个地方，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落后的，人
民所受的痛苦十分深重。鸦片烟的毒害，更是首屈一指。
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基础，一切事都得从头开始。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休息，其次是补充
军队所缺乏的装备，第三才是建立根据地。这些迫切的需要，都联系到建立政权问题。如何
能建立以后一个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的政权，乃成为我们内部讨论的中心问题。
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除了有些展示穿着沿途补充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外，我们
身上都只穿两套单军服，而却污秽破烂不堪。脚上多无鞋袜，只用破布裹足，早晚都披着破
旧的军毯御寒。我们满身征尘，面目黧黑，手脚冻得裂痕累累，全身都是跳蚤。兼之三月来
没好好梳洗，头发又长又乱，配上满脸胡须，看来真有点可怕。
对这种狼狈景象，我一路都在寻求解决办法。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
对于我这个主持者来说，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在建立政权上，我决心
扬弃苏维埃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适合于西北落后地区。我们要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
的新形式。我军必须先求康复整顿，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应与四周敌军暂时休战。我这些理
想，在入川之初，开始试行。
在两河口一个茶铺里，我们草拟入川纲领。两河口这个小市镇只有二十多户店铺，商人
大多已走避，只剩下几个鸦片瘾君子。为了查问当地清况，他们便都成了我们的座上客。这
几个人都穿着一件空心单长衣，看来连内衣都没有穿。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吊在裤下
取暖，这是当地瘾君子的一般装束。他们满面烟容，瘦得不成人形。其中可能有田颂尧①的
侦探。我们并不调查这些人的来历，一律款以酒肉，又让他们过足鸦片烟瘾。这样他们和我
谈话时便显得相当融洽了。
在两张油渍甚厚的方桌周围，坐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这几位客人。我首先向客人说
明，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并不杀人放火。我们到这里来，也不要与田颂尧作战，只希望
他能让出一小块地方，供我们在这里休息过冬。希望客人们将这番话传说出去，使老百姓都
能在家安居乐业。田颂尧也不必多所疑虑。跟着我请客人随便谈谈本地的风光。
这些客人擅长词令，这原是四川人的特长。他们在军阀彼来此往，割地自雄的局面下，
养成了随机应变的才干。在烟瘾过足之后，更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只
觉得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些下级军官，不如田颂尧部一个班长。田部一个班长下乡，要
坐“滑竿”②。有十个兵前呼后拥，老百姓见着，要称为“班长老爷”。在他们眼光中，我们
整个军队是这样一来狼狈，穿着又奇形怪状，确像是被打败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
我们气度举措都相当有派头，精神也很振作，枪支齐全，子弹充足，这又使他们大感惊奇。
尤其是我们态度谦和，他们见所未见。他们问东问西，我们一一详加解释，乃使他们说话毫
无拘束。
田颂尧的虐政确是天怒人怨。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田颂尧那个狗入的。把我们老百姓整
得好苦啊！”他们这样骂田颂尧，也许含有向我们讨好的动机；但确是义愤填膺，愈说愈激昂。
尤其是说道苛捐杂税，更是切齿痛恨。他们指出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鸦片捐更是
重得吓死人。不仅种者要纳烟捐，不种的也要纳“懒民捐”；不惜的要纳“禁烟捐”。田颂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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