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狭小地区，已是兵
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
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
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
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
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
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
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
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
作。党政军事物，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
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
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
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
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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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
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
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
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
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
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
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
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
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
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
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
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
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
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
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
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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