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
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
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
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
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
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
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
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期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
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
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
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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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
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
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
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用劳动或部
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
“上门汉”①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召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
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用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
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
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
群众应将这类案件，叫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动。
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
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
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
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
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
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
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
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
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
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
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抵抗，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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