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
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
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
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
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
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
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
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
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
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
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
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
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
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
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
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
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
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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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
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
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
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
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
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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