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
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
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
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
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
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
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
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
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
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
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
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
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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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
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
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
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
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
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
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
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
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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