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
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
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
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
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
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
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
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
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
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
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
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
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
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
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
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
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
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
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
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
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
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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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
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
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
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
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
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
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
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
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
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
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
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
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
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
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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