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
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
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
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
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
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
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
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
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
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
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
对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
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
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
打败。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
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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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
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
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
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
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
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
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
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
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
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
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
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
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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