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
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
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
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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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
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
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
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的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
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来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
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
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
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的指挥法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
调解努力均无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志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
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
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
报告，其内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四方面军的情形外，他还就四方面军战术方面的优
点和劣点，加以补充。他的报告，不仅没有一句话牵及党内歧见，而且态度公允，措词坦率，
充分表现出共产军人的典型风格。
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指责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
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基地；
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他不仅没有一句
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径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
意见，作为定案。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故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
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
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
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
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
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
大义？
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
始终不发表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那次会议并未形成决议，只是充分暴
露了毛的企图。
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有的认为中央始终歧视四方面军；有的主张
作一次全面的检讨，不仅要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
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
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
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
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
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
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
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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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
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
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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