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
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
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
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
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
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
后一同返会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不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
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
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的如此严密，
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
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
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
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
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
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
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
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①，
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
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
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获知谅解，并不是要扩大
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
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
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
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
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的不成样子。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言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
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
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
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
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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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
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
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提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
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
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
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
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
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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