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
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
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
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
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
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
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
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
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
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
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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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
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
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
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
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
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
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
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
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
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
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
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
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
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
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
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
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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