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
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
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
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
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
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
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
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
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
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
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
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
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
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
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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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
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
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
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
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
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
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
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
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
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
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
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
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
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
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
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
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
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
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
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
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
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
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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