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
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
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
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
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
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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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
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
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
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
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
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
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
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
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
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
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
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
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
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
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
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
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
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
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
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
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
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
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
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
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
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
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
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
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
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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