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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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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