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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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
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
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
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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