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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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
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
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
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
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
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
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
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
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
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
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
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
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
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
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
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
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
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
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
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
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
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
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
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
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
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
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
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 0、一
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 0 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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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
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
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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