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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
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
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
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
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
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
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
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
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
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
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
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
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
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
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
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
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
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
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
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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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
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
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
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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