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
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
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
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
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
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
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
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
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
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
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
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
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
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
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
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
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
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
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
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
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
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
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
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
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
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
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
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
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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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
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
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
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
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
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
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
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
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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