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
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
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
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
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
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
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
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
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
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
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
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
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
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
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
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
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
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
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
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
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
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
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
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
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
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
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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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
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
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
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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