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
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
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
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
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
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
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
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
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
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
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
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
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
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
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
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
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
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
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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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
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
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
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
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
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
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
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
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
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
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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