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
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
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
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
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特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
辩游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
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讨论其他的问
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
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
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
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
打彩，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
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
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
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
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
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
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
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
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
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
导的正确。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
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
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
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
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
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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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
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
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
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
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
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
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
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
命”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
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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