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
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
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
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
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
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
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
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
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
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
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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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
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
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
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
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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