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迷惘、焦虑的中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发现自己已站在"险境"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垮台”，独霸全球的美国开始把战略重点指向东亚，一系列有损中国尊严和危及中国安全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特别是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4月中国军用飞机被美国飞机撞毁，美国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美国和北约盟国借口“反恐战”向中国西北邻国派驻军队等等，这些事件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随后，还引来了其它一些反响。首先，是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张扬和鼓励；其次，是一些人开始用较复杂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远望大洋彼岸的目光有了几分清醒，而对民族和祖国则在感情上亲近了一些。不管怎样，大家“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心愿是一致的。然而，由欠发达到强盛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仅有良好的希望和祝愿是不够的，欲使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赶上发达国家，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非一朝一夕即可达到。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人又当上了阿Q，“老子先前阔多了”的心态再度发作，他们开始到“盛唐”和“康乾盛世”中寻找昔日辉煌，以慰藉内心的感伤，平息胸中的愤怒。《康熙王朝》在此时的出现，正满足了国人的这种心理需要。“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康熙大帝雄才伟略，叱咤风云，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噶尔丹，那时的中国，是何等的强盛和“无敌于天下”啊！国家一统，疆士广袤，边塞稳固，“万国来朝”，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比光彩和荣耀。
显然，这些是《康》的编创者们所愿意看到的。在竭诚为权力和权威“开辟认同空间”的同时，他们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倡导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想方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正”、“公平”、“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对社会进步紧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上引开。他们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荣耀感”，赞美“康乾盛世”的丰功伟绩，他们想把人们引回到300多年前的大清去，在回味和留恋中度日，在虚假的荣耀中忘却身边的不平与烦恼。当然，观众如果能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体会和认识到，中国的进步应走集权主义或曰“全能主义政治”之路，那便更好！
中外历史均表明，民族主义思想虽然能在特定时期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可是，和平时期过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会将国民引向歧途，会让他们或沉迷于“光荣的历史”，或深陷在“复仇”和怨恨中难以自拔；而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常常使人们过于关注宏观问题，诸如外交、边疆安全、国家发展战略等等，却妨碍了人们对身边事物的注意，干扰了人们对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当年对德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深表忧虑，他认为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可怕的危险，即一个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状态由于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新的权贵们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良机。由于被排斥在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德国下层民众无法形成把握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能力，不久后，在希特勒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多数民众沉湎于对“帝国荣耀”的遐想，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丧失了对“民主”、“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兴趣，偏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和“民族优越感”，任由纳粹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导致了民族大灾难。
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持过度的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所谓“政治成熟”，依我的理解，就是应该确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认识到一个民族或社会在特定时期应着力解决的主要政治、社会问题，而不被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所误导和迷惑。这就要求我们从自然状态下的“民众”成熟为“公民”。所谓“公民”，就是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知道自己在人身自由、政治参与和私有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也知道自己对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义务，他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自由，而且有勇气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政府或其它社会团体侵犯。
国内学者许前席先生撰文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通过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利落实到公民，“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否则国家就无法承受种种冲击和震荡。”【45】他进一步指出：“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使国民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46】
我非常赞同许先生的上述论断，同时认为，正是这种“高度政治凝聚力”，才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才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而这种“凝聚力”的产生，是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土壤的，它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在今天这种关键时刻，“国家政治主导层”是否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前途具有清醒正确的认知显得无比重要。他们应该已经具备这种认知，并以坚韧的意志，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说到底，中国能否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前途是否光明，全赖于对“人民主权”的确认和整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全赖于“公民意识”的及早普及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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