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满清，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当时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实际上，不止对于同时代的西人，对于同属东亚一脉的朝鲜和日本眼中，清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被蛮族证服的国度。
朝鲜人感激于明朝对他们的再造之恩，虽然屈服于清人的武力，但私下里，他们仍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
朝鲜人认为，“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而在日本人的心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本国才是“神州”。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更为死板顽固。
用比较摩登的说法，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由于满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因此，清季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朝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 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除了少数商人以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
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在民国成立之时，随着外蒙古的独立，孙中山深刻感觉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作为政治纲领明确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位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同意”（《国父全书》，〈临时大总统宣言〉1912年）。
经过了几代政治家的努力，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已成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大家庭。全国人民凝聚力迅速加强,到抗日战争时期，虽此时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是中国已经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拿破仑预言下的东方雄师终于苏醒了.
满清皇室的起名传统
据金启琮先生笺示：唯幼时曾闻满文专家舍亲松贤前辈说过，努尔哈齐系“野猪皮”之义，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雅尔哈齐为“豹皮”。其说必有根据。
后阅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民俗，小儿多喜以所穿之某种兽皮之衣，以为乳名，可反证松贤之说确实无误矣。
征之通古斯诸族民俗，罗日■《咸宾录》载，女真之俗，“好养豕，食肉衣皮”①，这与上述民俗相通。
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努尔哈赤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大儿子长成人后，能象森林中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象野猪皮（厚，坚韧）一样坚韧不拔，耐穿耐磨。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意是“小野猪”，另一弟弟雅尔哈齐，其意是“豹皮”。 满语nuheci(奴可齐)，意为野猪皮。shur ha(舒尔哈[齐])，意为小野猪皮。yarha(雅尔哈[齐])，意为豹皮。
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即dorgon，意为獾。其侄阿敏之子固尔玛浑，即guul —mahuun，意为兔子。
其嫡长孙杜度，即dudu，意为斑雀。其外甥库尔缠，即kuurcan，意为灰鹤。上述努尔哈赤家族中兄弟、子孙、外甥的名字，都同动物有关。
此外，满族一些人物的名字也同动物有关，如马福塔，即mafu m，意为公鹿，等等。
朝鲜史籍记载清太祖的名字为“乙可赤”、“奴可赤”，似即nurhaci 的对音。在《明神宗实录》里，努尔哈赤进京贡方物、奏表文，朝廷颁敕封、赐宴赏的记载，均称其为“奴儿哈赤”。至于朝鲜称“奴可赤”，似为“ 奴儿哈赤”的急读。总之，nurhaci即努尔哈赤，按照满文的本意，是“野猪皮”的意思。
清代中期以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满族开始逐渐改变满族姓氏。首先将满语姓冠以汉字姓，尔后，满族人的名字才逐渐按汉族习俗命名取氏，彻底改变了满族“称名不称姓”、“父子不同姓”的文化习俗。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