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搞的清朝只有皇帝史官，而没有文人史官,只有满纸歌功颂德,迄今为止,清史料的真实性，至今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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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入关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对着满清统治下野蛮落后的荒凉景象，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清朝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满清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
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一词应运而生。
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
“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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