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慧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
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
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
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觉醒，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 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
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
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
“满清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
“满清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满清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满清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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