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1
从8月下旬开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事已经向东移到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都把攻击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共同任务是：包围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前出至伏尔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将军一起查明了集团军正面的敌情。此后，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带。据兵团指挥员报告，我军正在那里与进攻的敌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110．4高地，我找到了配属给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在这里，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但不知为什么炮兵团却按兵不动。
“敌人正在进攻，你们为什么不开火？”我问炮兵团长。
他显得有些窘迫，说：
“炮弹快用完了。”
指挥员在准备撤退时，往往都这样搪塞。
“我命令你们立刻装上炮弹，向敌人射击！”
“打哪个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敌军步兵正在比尔佐瓦亚村蠕动。
炮兵团接连两个齐射，迫近的敌预备队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师长也来到了观察所。我们立即又组织师属炮兵实施了补充火力突击。接着，步兵团转入了反冲击。战斗持续了2小时。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们手中，敌人狼狈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来到了柳德尼科夫师指挥所，它位于第74公里铁路会让站附近。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是个窄小的堑壕，只有1．5米宽，6米长。尽管柳德尼科夫请我进去，我没有立刻钻进指挥所。
敌军的重型火炮正向我们四周轰击，但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因为我军已在那里展开了反攻。
反冲击的主要兵力是坦克营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队。他们都是刚刚投入战斗的。我看到，在我军的打击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后败退。但过了20—30分钟，敌机飞来了，开始俯冲攻击。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向敌人射击。殊死决斗在两军的坦克之间展开了。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向对方靠近。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小时。
我觉得这一地段的局面是稳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报了这里的情况，就前往尤尔金国营农场，它是第29师的防御地段，位于阿布加涅罗沃以北10公里处。
在还没到达阿布加涅罗沃之前，我们在一辆已烧毁的T－34坦克旁边把汽车停下来。决定稍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们都已饥肠辘辘，都感到分发的食品不够吃。但是，正当我们席地而坐，打开罐头，准备就餐时，我发现距我们的“餐桌”只有一米远的草地里，竖着一个烧焦的、发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顿时大倒胃口。我们站起身，丢下摆在报纸上的食品，坐上车走了……。
在第29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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