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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