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生埋头苦干，起先觉得这种生活有点不舒服，甚至让人惊慌失措，就像偷来了一件奢侈品一样。
正如娜佳说的那样，每天都好像是在过星期天的上午。但玛妞星期天的上午从未轻松过，孩童时代她就是在擦洗单间公寓中度过的，她与母亲就共住这间公寓。
她母亲是名医生，像许多同时代的女性那样，母亲不得不发疯似的工作，挣些微薄的收人，买吃的，供养孩子，保有一套房子住，经营一种事业。对一个人来说，这已足够了。曾有许多妇女愤怒地要求给予比苏维埃时代更好的待遇，母亲也加入这些妇女的行列。那个时候她们只有一份只赚一半工钱的工作，而把大部分工作都留在家里。不能再等待，不能再默默地忍受。趁着持续的动荡，她们得抓住时机。
“一切都在桌子上，”玛娅的母亲在做着不够吃的早餐时就会大声说道，“除了吃的，什么都有!”
也许，她们抓住了机会。在苏维埃时代，女人学会了相互帮助，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性强、很有自制力的世界，一个由母亲、姐妹、女儿、老太婆、女性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组成的世界。在独联体时代，这个世界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甚至进一步深入到了权力机构，渗透到滴水不漏的男性把持的俄罗斯政府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
最受影响的领域之一就是太空计划。玛娅的母亲因在太空医学方面略有涉及，总是发誓说，如果想提供女性的资料供医学研究，宇航员中需要女人的加入。
“他们不能永远让瓦伦丁·特瑞科娃反对我们!”她母亲大声叫喊着。
显而易见，她说对了，因为玛娅在莫斯科大学修完航空工程课程后，参与了拜科努尔发射中心的一项计划，而且干得很出色，因此被派遣到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工作。为提高人类环境改造学的效率，她重新设计了内景，后来还在这个空间站当了一年的负责人。在这期间，她成功地对该站进行了两次紧急维修，从而奠定了她的声誉，从此，她步步高升，先在拜努尔发射中心任职，后来又上调到莫斯科，在那里也是官运亨通。在莫斯科，她使出浑身解数，渗透进俄罗斯宇航局决策机构。她游戏于这些男人之间，与他们的关系极其暧昧微妙，使他们相互猜忌对立，竟至于与其中一个结婚，后又离婚，她后来在宇航局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自由代理人，成为最核心权力因中的人物之一，在三头政治中一人演两个角色，是个两面派的人物。
现在，她仍然是春风得意。她成功地登上了这条飞船，现在正悠闲自得地吃着早餐。
“如此的文明，”娜佳不无嘲讽地说。她是玛娅在阿瑞斯上最好的朋友。这个女人个头矮敦敦的，身于圆乎乎像块圆溜溜的石头;一张方脸，披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芝麻色头发，要多朴素有多朴素。
玛娅知道自己的脸蛋漂亮，也清楚正是这副漂亮的长相让她多次逢凶化吉。但她仍然喜欢娜佳的朴实，因为这种朴实或多或少突出了她的能力。
娜佳是名工程师，是在严寒气候中搞建设的专家，人很实际。二十多年前，她们在拜科努尔基地相遇，曾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因为多年共事，她们感情笃深，如同姐妹，虽然外表气质上颇有差距，且常有磨擦，然而两人亲密无间。
娜佳朝四周望了望说：“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分隔在不同的舱室住，这个主意糟透了。我们白天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和同样面孔的人在一起度过的，这样做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隔阂。”
“或许我们应该调换一半房间。”
阿卡迪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蛋卷，他从另一张桌子边上凑过身来。“这还不够，”他说，似乎他一直在同她们讲话。他日益浓密的红色胡须杂乱无序，沾满了碎屑。“我们应该宣布，每隔一个星期日是搬家的日于，应该让每个人随意调换房间，这样，我们相互了解得就更多，小集团就会少，对房间所有权的观念就会淡薄。”
“我喜欢拥有一间屋子。”娜佳说。
阿卡迪又往嘴里塞进一个蛋卷，一边嚼着，一边咧嘴朝她笑。玛娅想：他竟然过了挑选委员会的关，真是奇怪。玛娅把调换房间的问题向美国人提了出来，尽管无人喜欢这个计划，但他们仍然觉得仅仅交换一半房间不失是个好主意。经过一阵商讨，作了换房安排。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们就开始了行动。之后，早餐就更具世界性的味道。
现在，每天早晨，在D号餐厅里就有弗兰克·查尔莫斯和约翰·布恩，还有萨克斯·洛塞尔、珍妮特·布里雯、雷妞·吉姆内滋、迈克尔·杜瓦尔以及尤苏拉·科尔等人。
约翰·布恩起床比较早，甚至比玛娅还先到达餐厅。这间屋子十分宽敞，空气流通，有如户外之感。一天清晨，他正在桌旁坐着，见玛娅进来，他说：“比B号餐厅好得多。”
“最好把黄色和白色塑料都弄掉，”玛娅回答说。她的英语相当不错，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然后把天顶都漆成蓝色像天空一样。”
“你的意思不只是纯蓝色?”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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