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看个病人，格斯·弗伦斯基。他是今天早些时候住进来的。”
她在一个台式旋转夹里翻了翻，然后打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始终用手蒙着话筒，我看不见她的嘴唇，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挂断电话，说：“坐一下。马上有人来。”
我坐在一把能看见走廊两边所有办公室的椅子上。在走廊尽头，也就是另一条走廊与这条走廊相交的地方，要绕过一个护士站，就像河水绕过一块石头一样。我猜想，病房在那边两个大厅的周围。那些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住的地方一定在别处。我知道自助餐厅就在附近，因为我闻到了很浓的食物的味道。我闭上眼睛，分辨着味道里面的组成成分——有肉(也许是猪肉)、胡萝卜、萝卜，还有别的——也许是昨天剩下的鲑鱼。在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排加热灯照在十英尺宽、十三英寸长的不锈钢平底锅上：一只锅里装满了牛奶肉汁鸡块，另一只锅里装满了光溜溜的红薯，在第三只锅里是捣碎的土豆，土豆泥很黏稠，边缘有点干。比较起来，跟干酪一起吃下四盎司的东西是多么糟糕啊，在生命的尽头面对这样的垃圾，我现在为什么要克制自己?
一个身着粉红色棉质工作服的中年义工及时来到接待处把我接走了。她带着我在走廊里走的时候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她的举止让人感到非常愉快。
格斯住在一间双人病房里，他笔直地坐在靠窗户的那张床上。从窗户里能看见常春藤的根部，一排排白色的块茎看起来就像千足虫的脚一样。他的一只胳膊吊着，从长袍上敞开的洞里可见摔倒时留下的瘀伤。按照他的医保，他请不起私人护理，用不起电话，也看不起电视。
跟他同室的病人的床用帘子围了起来，帘子是装在滑道上的，拉成了一个半圆形，看不见他。安静的时候，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这种呼吸声介于锉磨声与叹息声之间，迫使我数着他吸气的次数，如果他停下来，给他上呼吸机就是我的事了。
我踮着脚走到格斯的床边，用在公共图书馆里那样低的声音说：“喂，弗伦斯基先生。我是你的邻居，金西·米尔霍恩。”
“我知道你是我的邻居!我的头没有摔着。”格斯说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听起来就像在喊一样。我不安地朝他病友的床上扫了一眼，心想那个可怜的人会不会被吵醒。
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格斯床边的旋转桌上，希望能安抚安抚他的坏脾气。“我给你买了一块糖和一些杂志。你感觉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很疼。”
“我想象得出来。”我咕哝道。
“不要那样低声细气的，请像个正常人那样说话。如果你不提高嗓门，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对不起。”
“对不起没用。在你问那个愚蠢的问题之前，我一直这样坐着，如果躺下的话会疼得更厉害。浑身剧痛，就像在地狱一样。看看这些瘀伤，他们从里面抽了很多血。装在四根大管子里，一定有一夸脱半。化验报告说我贫血，但是在他们动手之前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虽然一直带着同情的表情，但觉得没必要安慰他。
格斯哼着鼻子，厌恶地说：“我只要在床上躺一天，背上就要发炎。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一天，浑身就会发炎。”
“你应该对你的医生或护士说。”
“什么医生?什么护士?两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进来。那个医生实际上是个白痴。他连自己在说些什么都不知道。我出院的事他是怎么说的?他最好赶快把字签了，否则我就走人了。我是个病人，不是个囚犯——除非人变老是犯罪，事实上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我虽然没有跟楼面护士谈，但过会亨利就来了，他可以问一问。我确实给你纽约的侄孙女打过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跟她说了。”
“梅拉妮?她没用。她太忙了，又太自私，不可能操心我的事。”
“说实话，我没有跟她说上话。我给她留了言，希望她回个话。”
“她帮不上什么忙。好几年都没来看我了。我告诉她我要把她从我遗嘱中拿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拿掉吗?因为代价太大了。我为什么要把好几百美元送给律师而让她一分钱也得不到?有什么意义?我虽然也买了人寿保险，但我讨厌跟代理人打交道，他总是想说服我买份新的保险。如果我把她从受益人的名单中拿掉，我得解决把谁放进去的问题。我没有别的亲人了，我也不愿意给慈善机构捐一分钱。为什么要捐给慈善机构?我的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认为其他人也应该这么做。”
“呃，也许吧。”我说，想不出更好的话来。
格斯看着半圆形的窗帘。“他怎么了?最好别那样喘气。让我非常不安。”
“我想他睡着了。”
“哎呀，他妈的不顾及别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他脸上盖个枕头。”我说。“开个玩笑而已。”趁他还没有笑起来之前我补充道。我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跟他在一起待了足足四分钟。“弗伦斯基先生，要我在走之前给你弄些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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