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太小瞧我们了。”
“这事是通过格斯的银行账户办理的吗?”我问道。
“当然是的。本来大家在一起都很愉快的，可是现在，整个事情糟透了。我想你应该明白吧。”
我说：“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夏洛蒂从桌子那边推过来一张纸。“这是杰伊在银行的电话号码。你可以跟他说我俩谈过。”
30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脑袋嗡嗡作响。丽蒂·鲍尔斯透露的情况真是太有价值了，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见见她和朱利安两个人。要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弗德利克森之前就跟这些邻居谈过的话，我早就知道我现在该干什么了。在跟索拉纳·罗哈斯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失算了，觉得自己正在犯错误。我倒不是怕把自己置于死地，而是怕格斯遇到大麻烦，然而正是因为我才让他陷入如此困境的。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已经跟县里打过电话了，所以后悔也没有用了。南希·沙利文毫无疑问已经在其报告里把我五马分尸了。还不止这些呢，我没有证据表明她对我情感及身体进行过伤害，无法报警。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半夜三更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不能这样任事态发展。最后我沉沉睡去，好像掉进一个深深的峡谷，又好似滑进海底的深沟，黑黢黢、静悄悄，沉重的水体把我压住，使我动弹不得。直到听见响声，我才意识到自己睡着了。我迟钝的感觉记录下那个声音，很快杜撰了几个故事去解释它。然而，没有一个故事说得通。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那是什么?
我看了看钟，好像看时间很紧要似的。此时才2点15分。如果我听见了“啪”地打开香槟酒盖的声音，我也会不由自主地看时间。我担心是枪声，因为如果是枪声事后警方会要我提交报告的。有人在房子前面玩滑板。滑板滑过人行道缝隙的时候，金属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嚓”作响。滑板时而向前时而往后，那声音也随之起起伏伏，时断时续。我倾听着，想分辨出有多少人在滑——我听出只有一个人。我听得出那孩子想做空翻动作，如果做成了滑板就发出“砰”的一声。如果没做好，滑板就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想到了12月份格斯在轮椅上责骂两个玩滑板的九岁男孩的情景。那个时候他的腰已经有了问题，可是他还能行走。不管他怎么抱怨，怎么打那些讨厌的电话，至少他还有生气而且精力充沛。现在他不能动弹了，小区里再也没有人生气地去对外面的喧闹声表示抗议了。滑板“噼里啪啦”地离开路边，进了街道，又“梆梆”地回到路边，沿人行道滑着。也许从现在起我成了那位脾气急躁的古怪邻居。
我掀开被子，摸黑起身向铺了地毯的阁楼走去。从树脂玻璃天窗里照进来的光线足以让我看清我要去的地方。我赤脚走下螺旋楼梯，我的T恤衫虽然很大，但膝盖还是露了出来。房子里很冷，我知道即使只是出去像格斯一样挥挥拳头，我也得穿一件外套。我下楼来到洗澡间，踏进纤维玻璃浴缸，周围是淋浴挡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面上。我没有开灯，这样，玩滑板的人就不会发觉我在那里观望。声音似乎越来越远了——慢慢减弱，但是还有。过了一会，一切归于沉寂。
我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以保持身体暖和，在黑夜中探视着街上的动静。街面上空荡荡的，而且始终如此。最后，我又上了螺旋楼梯，爬到自己的床上。此时已经是2点25分，我浑身冰冷，直打哆嗦。我把被子拉到肩上，等着变暖和一点。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了，该去跑步了。
跑了几英里以后，我心情开始好起来。海滩，湿漉漉的空气，还有太阳在天空中抹上的几丝淡淡的色彩——一切看起来都预示着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日子。我到达州街街尾的海豚喷泉，然后左拐向镇上跑去。我没戴手表，但是我到达火车站附近的信号门的时候，通过那里发出的“叮叮叮叮”的信号，知道自己跑了多远，用了多长时间。地面开始震动，我听见汽笛逐渐减弱——火车来了。傍晚时分，旅客列车经过的时候，汽笛声会很大，足以盖住海滩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
我把自己想象成是建筑工地的工头，此时趁机透过派拉蒙酒店泳池周围的木制屏障向里面探视。很多建筑垃圾已经没有了，混凝土上面好像喷了一层石膏。完工之后的样子我可以想象得到：场院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一些桌子和躺椅，桌子上方撑着太阳伞。很快，这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格斯的担忧。我盘算着跟纽约的梅拉妮打个电话。结果将很让人沮丧，她会对我大加指责。我知道，索拉纳此前已经跟她胡编乱造了一通，说她自己有多好，说我有多坏。
我一回到家里，就处理了通常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事情。8点钟我锁上房门向车子走去。街道正对面的路边停着一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警车。一名穿着便服的警官正跟索拉纳谈话，而且谈兴正浓。两人都朝我这边看。现在有什么事吗?我第一感觉是跟格斯有关，可是附近既没有救护车也没有救火车。我满腹疑惑地穿过马路，走到他们跟前，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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