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称赞道:“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②
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后,因地势僻远,同内地各方
面势力都脱离了接触;然而,孙可望等人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内极其尖锐复
杂的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的进程,随时准备奔赴疆场,重显身手。因此,他
们以云南为基地,秣马厉兵,军事训练抓得很紧。史籍记载,大西军平定云
南全省之后,“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③,兵员数量显然比入滇之初有较
大的增长,其中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改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
的军队。为了操练士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夕操练士卒,
三、六、九大操”④,从而为不久以后出滇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改善军队供应:孙可望等人决定“将各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即令彼处
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
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
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⑤。军需供应
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
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
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贼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
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①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③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
④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同书卷四《政图治安》一节又记:“兵马三日一小操,十日大操,
雨雪方止。”
⑤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冯甦《滇考》卷下记:“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
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
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
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
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
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
门卒始放出。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②至于
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
里。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
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
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③。到己丑(1649
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
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④。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
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
有“熙皞之风”①。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相当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入滇之
初,孙可望就在八月间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接着命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
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②。对于生活有困难的
士子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③。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
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有日,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到1650 年大西
军出兵“以复中原”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马兆羲“考试滇南生童”,意
在吸收知识分子出任收复地区的官职。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出征,李定国
留守云南,“马兆熙(羲)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定国
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
语。诸生谢出。由是文教渐复兴也”④。1651 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以
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
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⑤。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处理。孙可望
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
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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