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正是因为士英身为凤阳总督，
① 《过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学士的姜曰广被排斥后记叙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之作，史料价值很高。清
代一些学者见到的传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陈定生（贞慧）著有《书事七则》，由于书名相似，误挂
于陈定生名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柳亚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见《怀旧集》第一六八
页）承袭其讹；拙著《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三四五页亦写作“陈贞慧：《过江七事》”。均误。只要仔细
研究这部书，不难确定作者只能是姜曰广，其根据如下：一、陈定生一局外书生不可能知道其中委曲；二、
书中所记过江七事全部以姜曰广的言行为核心，不可能为陈定生或他人所作；三、最重要的证据是甲申十
月从北京逃回南京的张鹿征（曾出任弘光朝锦衣卫指挥使，清初改名张怡）著《羿闻续笔》卷一记：“南
都初建，着数多舛，见姜公曰广所记七事。”其下引“计迎立”、“持逆案”、“正纠参”、“裁镇将”
等均节取姜氏《过江七事》原文。以张怡当时的地位和他对明代史事的关心，不致弄错作者。确定《过江
七事》的著者为参与迎立并出任大学士的姜曰广，才不致将该书视为仅据风闻的泛泛之作。参见张怡《白
云道者自述》。
②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朱常润奏本，见《顺治录疏》。
②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③ 李清《南渡录》卷一。
直接节制着高、黄、刘等总兵，借以取得军队支持。不料变生意外，马士英
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
会被驾空、被淘汰，权力的欲望使他顾不上什么信义，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
崧表示效忠。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淫、
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①马士英既已改变
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帝，
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
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当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
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
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拥立潞王朱
常淓的主要策划人物钱谦益的表现就颇为典型：“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膠东
（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问
所立？膠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
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
②东林党魁的态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随拥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①山东总兵刘
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
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
继统已成定局。
由于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有必要作一点分析。前
面说过，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
“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
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
—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
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
柔寡断，设想出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
抗福可以满足东林党人反对立福藩的愿望，又带着这个方案亲赴浦口同掌握
实际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自以为事出万全。结果风云突变，无论他
主张拥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终是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
人物。就当时情况来说，帝位候选人桂、惠二亲藩离南京较远，福、潞二藩
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张按照伦序迎立，就应该当机立断，把颠沛潦倒之
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这样，朱由崧必将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
①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谈迁时为高弘图幕客，在《枣林杂俎》仁集，《史相国督师》条记：“而
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语。士英意胁之。史求还故牍，终不相忘。”又说：“嘉善吴进士亮中云，
见史相国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读书，云云。”彭士望曾在史可法幕中任职，也说：“史复马书有
不忠、不孝、不仁、不知之语。”见《耻躬堂诗钞》卷十六，《山居感逝》诗。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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