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吕大器传》云：吕大器时以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主潞议，不肯署，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
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贻可法及士英。”李清《南渡录》卷一记：“南都诸臣..方列王不孝
不弟等七款贻漕督史可法，转贻士英为立潞王。”同书卷四又记弘光元年二月行人司行人朱统漕攻击姜曰
广语：“曰广诬圣德有七不可。”按，史可法时任南京兵部尚书，不应称之为“漕督”；“七不可立”福
王的条款无论是谁归纳出来的，史可法赞同并致书马士英当系事实。
②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异议》条。按，谈迁曾任高弘图幕客，所记当可信。
① 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史可法的副手）原来积极支持钱谦益拥立潞王，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
他“心怵前议，欲请后日即登极”，借以换取朱由崧的好感。见李清《南渡录》卷一。
四镇也没有可乘之机。当初私下酝酿立君人选时，史可法曾经对姜曰广说：
“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
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①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
的宝座，享尽人间富贵就心满意足，在这样一个同“察察为明”的崇祯帝截
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这帮“君子”手里，事情可以办得
很顺当。可是，史可法的这句话一传出去，“拥潞者闻之大哗。以询诸绅，
又颇于福推恶。可法于是引避不言矣”②。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
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
落得个事与愿违。张怡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迁之余，丁
大乱之后，九庙之焰未息，万姓之席未贴，虽卧薪枕鼓，不足示其殷忧；布
衣帛冠，不足表其恭俭，而圣质等于肉糜，皇衷习于市肆，卧深宫而枕宦者，
爱比顽童；开后庭以待丽华，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为一人；归命、东昏
将与同传矣。然而治乱不关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贤才各极其材，故下
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纲、寇准之流为之相，韩、岳、宗泽之俦为之将。将
相同心，不忧中制，中外一德，可弥外忧，即发兵诛不道，远逊萧王（指东
汉光武帝刘秀），岂敷天同左袒，至出赵构下哉！”③这话是颇有见地的。
在随机应变上，史可法显然不是马士英的对手。当史可法在南京被拥潞、
拥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为难时，特约马士英会商于浦口，推心置腹地谈了各
方面的纷争和自己的折中意见，马士英认为这是自己参与定策的重要机会，
正如他后来所说：“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①他甚至在同
史可法达成协议后曾经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赴浦口当面宣布这一决定，借以
显示自己是参与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号人物。谁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认为凤阳
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自感扫兴的马士英回到
凤阳，得知太监卢九德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已决定拥立福王，开始是大
吃一惊，然而他毕竟屡经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看准了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
阻止，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之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
马士英立即转向，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
拥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为了取得在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学士
职位，他抓住史可法为拥立桂王而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来信作为把柄，又针
对南京等地东林党人拥潞之声甚嚣尘上，带领兵马护送朱由崧直抵浦口，并
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出表文声称：“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
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②这一着棋实在厉害，南京最高
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攻击福王的书信落在马士英手里，白纸黑字，
有口难言，他除了满腹悔恨地默默跟随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
监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了。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最后导致
①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②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③ 张怡《..闻续笔》卷四。
①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② 姜曰广《过江七事》。祁彪佳时任苏松巡按，在日记中记载，他四月二十九日“晤吕东川（兵部侍郎吕
大器）于兵部火房。袖中出马瑶草（士英字）书云：已传谕将士奉福藩为三军主，而诸大帅且勒兵江上，
以备非常矣”。见《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可相参证。
覆亡，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李清写道：“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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