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局面业已形成。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五月初八日他呈上
“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的启本中说：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之弱，犹争雄于徐、泗、颍、寿之间，其不
宜画江而守明矣。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
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鼓锐而前，再图进取。臣以为当酌地利，急设四藩。四藩
者：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
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
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
佐，优以礼数，为我藩屏，听督臣（指马士英）察酌，应驻地方，相机固守。江北之
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
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赏似难异同。卢九德事同
一体，听司礼监察叙。①
姜曰广记：“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
爵，剖符延世。’诏曰：‘可。’”②这说明史可法、姜曰广等人急于弥补自
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尽量笼络四镇换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
感，实际上是步马士英的后尘。然而，马士英已占先著，五月初九日到达南
京。次日，朱由崧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四人，让他们迅速
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启本除了重申
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
适中调遣。”③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
① 史可法的这件启本各书详略不一，系时也不一致。这里是依据《史可法集》卷一、计六奇《明季南略》
卷一所载校补而成。启本中提及马士英事，在《史可法集》中作“至督臣频年讨贼，望重劳深，今既总统
诸军，似应特行优异，此又自有睿裁，不俟臣言之赘矣”，文字虽与《明季南略》稍异，但史可法的意图
是给马士英加官进爵，仍旧“总统诸军”，不让他真正入阁办事是很明显的。
② 姜曰广《过江七事》。
③ 《史可法集》卷一《启为遵旨速议等事》。按，史可法初八日、十一日两件启本，在李清《南渡录》卷
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①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
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当时的一
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李清在采录了这两篇启
本后感慨地写道：“然于青、兖、开、汝（指河南、山东一带），似置之不
讲矣。”②张岱说：“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
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③曾任商邱知县的梁以樟上书史可法说：
“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
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
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饷，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
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
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
顺强梗之情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言，
然卒不能用。”④
从表面看，这些议论都很正确。但考察一下当时的各种因素，史可法有
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
域，前锋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
顺军饮马长江，作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后，大
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
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
绅武装，扩大自己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
点。问题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
帝和马士英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
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
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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