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强迫他换上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
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
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
穿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
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
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礼部侍郎
杨在、行人任国玺还上疏劾奏沐天波失体辱国，永历帝只好留中不报。
到九月间，马吉翔、李国泰对永历帝诉说廷臣和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
的人已经没粮下锅，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这对流亡他国，自然不
可能有任何财政收入）来救济。朱由榔本来就没有多少家产，这时屡经劫难，
已经捉襟见肘，一怒之下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
①。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道：“臣万死不敢碎此宝！”马吉翔、李国泰却毫无
顾忌，当即将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这件事充分说明随永
历帝入缅的多数官员已如行尸走肉，毫无共赴国难之意。不久，缅甸政府送
来一批新收的稻谷，朱由榔指示分给穷困的随行官员。马吉翔却视若己物，
分给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员，引起小朝廷内部极大不满。护卫总兵邓凯大呼
道：“时势至此，尚敢蒙蔽上听。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马吉
翔命手下人把邓凯打翻在地，伤足不能行走。②
① 这件事在《求野录》、《也是录》、《狩缅纪事》、《皇明末造录》等书中都有记载，前面已经指出包
括永历在内的明清皇帝都有几颗不同用途的“国宝”，其中多数是玉制，称为玉玺，但也有金制的。永历
帝这次下令凿碎的显然是金制国玺，谢国桢《南明史略》和司徒琳《南明史》（英文原版一七三页）都说
是玉玺，略误。
第二节 清方对西南明军的剿抚政策
清军占领包括贵州、昆明在内的黔、滇两省腹心地区以后，南明永历朝
廷已经出现瓦解的形势。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南明军队受到毁灭性
打击的结果，而是永历朝廷决策失误所致。从当时的战局来考察，清军三路
迅速推进，南明军队节节败退，长期经营的大片土地被清军占领，明军在阻
击过程中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将，但并没有发生大量主力被清军歼灭的情况。
这就说明，明军的全线失利主要是战略部署不当。永历帝仓皇逃入缅甸，李
定国在磨盘山战役后领兵转入滇南边境地区，散处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将
实际上失去了领导核心，他们既缺乏统一部署，只好自寻出路。
清军入滇以后，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线国安的庞大兵力集中于云南，
罗托的军队驻守贵阳，加上原属经略洪承畴、吴三桂的部分军队留守交通要
道，南明战败后分驻各地的军队不仅很难组织反攻，而且多处于边境穷荒之
地，条件异常艰苦。
相对而言，在吴三桂军由贵州进入云南以后，四川的清军防御力量是相
当单薄的。李定国在放弃昆明时决策向滇西撤退，没有带领主力由建昌入川，
是一个重大失策。在这以后，四川大部分地区有半年左右时间仍然在明军控
制之下。1659 年（顺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抚高民瞻依据川陕总
督李国英的指示，派出军队由保宁出发，先后收取灌县、绵竹、什邡、汉州、
简州等地，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守城的明朝总兵刘耀、杨有才、曹昌祚、陈
安国、赵友鄢等杂牌军队自动撤退，清军就在当天进入“满城荆棘”的省会
成都①。
上文已提及早在这年闰三月间，明庆阳王冯双礼率领进入四川建昌的军
队，由于部将狄三品等叛变，活捉冯双礼向清方投降②。九月，清“川陕总督
李国英疏报，收复嘉定一路，招降伪将军杨国明、总兵武国用，各州县伪官
皆缴印投诚”③，“芦山伪武义将军杜学率所部伪官六十余员，兵二千余名缴
印投诚”。④十月，“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伪侯郝成裔、伪伯陈建等谋诛首
逆高承恩献土投诚，及伪文武官八十员各缴印劄来归，川南底定。”⑤这些事
实说明当时四川省内的明朝军队为数尚多，控制的地区也相当可观，主要是
因为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统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节制无人，才在清方招降下
自行瓦解。如果李定国决策奉永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叙府一带为基地，
北取成都平原，东攻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只留少数兵力在云南边境联络
土司牵制清军，清朝在新定的云南、贵州两省必留重兵镇守，在战略上极易
① 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陕总督李国英“为恭报恢复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贼情形事”揭帖，见《李勤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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