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
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所以识者危之。..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
兹历暑徂寒，弹丸之域，攻围未下（可见煌言此书写于荷兰台湾殖民者投降前夕）。是无
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语云：与众同欲者罔不兴，与众异欲者罔不败。诚哉是言也。
是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指清帝福临病死，玄烨幼年继位），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
满党分权，离衅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
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
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
并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持，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
情亦大可见矣。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
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
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迹，
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厦门）一块干净土，四海所
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虏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
兼闻红夷搆虏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
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死，
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昔年长
江之役，虽败犹荣，已足流芳百世，若卷土重来，岂直汾阳、临淮不足专美，即钱镠、窦
融亦不足并驾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即观史载
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九仞一篑，殿下宁不自爱乎？夫虬髯一剧，祗是传
奇滥说，岂真有扶余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鲜，又非可以语今日也。某倡义破家以来，恨才
力谫薄，不能灭胡恢明，所仗殿下发愤为雄，俾日月幽而复明，山河毁而复完。某得全发
归故里，于愿足矣。乃殿下挟有为之资，值可为之势，而所为若是，则其将何所依倚。故
不敢缄口结舌，坐观胜败。然词多激切，触冒威严，罔知忌讳，罪实难逭矣。惟愿殿下俯
垂鉴纳，有利于国，某虽死亦无所恨。谨启。①
很明显，张煌言对郑成功的决策复台是不赞成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郑
成功的失望，认为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
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是无意复明的表现。这表明张煌言和郑成功
两人的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张煌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仁人志士，
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缺点是眼界狭窄。他在信中说的清顺治帝
去世，主少国疑，实行迁海政策等给复明势力提供了有利时机，虽有一定道
理；但从全局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的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张煌言的立
论未免过于乐观。相形之下，郑成功比他现实得多。郑氏家族本是海上起家
的，这种家族历史背景使他视野开阔，台湾、澎湖沃野数千里当然包括在赤
县神州之内，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
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清廷实行沿海迁界政策，郑成
功了解的情况决不亚于张煌言。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朝把沿海约三十里的
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而是一种短视的封锁政策，旨在切断郑
军从内地取得物资的通道。如果郑军登陆，清政府将凭借陆战的优势驱逐其
下海。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
进军复台。何况，张煌言写这封信时正是荷兰殖民当局即将投降之时，如果
郑成功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将功亏一篑，台湾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完全不同，
郑氏集团的抗清事业也必然更早失败。这再一次证明分析各种人物在历史上
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像张煌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免在个别重大
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1661 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郑成功率领首批军队乘船出料
罗湾，次日过午到达澎湖。初六日，他亲祭海岳，巡视附近岛屿，对随行诸
将说：“台湾若得，则此为门户保障。”①随即留下陈广、杨祖、林福、张在
四将带兵镇守澎湖。初七日，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
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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