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②。甚至有的
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
夫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
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
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③。这些零星史
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
灾难，大致与此同时，为对付郑成功而采取的沿海迁界（史称“迁海”），
②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③ 陶汝鼐《荣木堂诗集》卷四。
① 康熙十九年《浏阳县志》卷十二，诗，知县侯朴《咏怀五十韵》。
② 康熙六年《安陆府志》卷一《郡纪》。
③ 康熙九年《松滋县志》卷下《宦绩》。
④ 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⑤ 康熙九年《枝江县志》卷一《灾祥》：卷八《周邑侯实政记》。
① 张仁熙《藕湾诗集》卷一《役夫行》题下注文，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
② 同治八年《安福县志》卷二十九《祥异》。
③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志》卷四《治忽·兵寇》。
同样使东南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历史是胜利者
的历史”，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
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
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本书作者认为，1664 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
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
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
军队，有地方政权①，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
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
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
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②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
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
不大合适。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学术界同好有不同意见，如主张以永历帝1659
年入缅作结束③，主张以永历帝被俘、杀作结束，主张以李定国病死、部卒降
清作结束，等等。本书以康熙三年八月夔东抗清基地彻底覆灭作为南明结束
的标志，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同年六月间在东海沿海活动的张煌言因为复兴无
望，主动解散军队，不久被清军俘杀的因素在内。这只是一种看法和叙述体
例，无妨与其他说法并存。
纵观南明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历程，不能不承认原来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始
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把视界放宽一点，郑成功之所以能在明清之
际扮演抗清主角之一，同他继承了海盗出身的郑芝龙的部众和资业有密切关
系。换句话说，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后，实际上已经没有自
立的能力，同气焰方张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
的“流寇”和“海贼”。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弘光在
位一年期间奉行“联虏平寇”方针，结果导致了自身的土崩瓦解，何况正是
由于大顺军在山西、河南、陕西的抗清，拖住了清军主力，弘光朝廷才得以
坐山观虎斗，偏安江左达一年之久。隆武朝廷肇建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
改变了“联虏平寇”政策，转而联合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但当国大臣对原
农民军怀有极深的偏见，处处加以歧视和排斥，难以扭转日益深重的民族危
机。到永历后期，南明朝廷的“嫡系”杂牌“官军”死、降殆尽，原大西军
余部肩负起抗清拥明的重任，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辉煌战果。永历朝廷
凭借原大西军的支持才苟延残喘了
① 夔东地区有永历朝廷委派的总督、巡抚、关南道、大宁、兴山等县知县，参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七《人物列女表》说：“兴山为李赤心、李来亨先后窃据，士民皆奉宏（弘）光、
隆武、永历年号，故县无顺治券契。”
②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一书即以“永历三十七年”“武平侯刘国轩、忠诚伯冯锡范奉延平王出降”
作为“明亡”的标志，见一○三页。
③ 谭其骧先生《俗传中国史朝代起迄纪年匡谬》一文（载《历史研究》1991 年第六期）中即主此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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